2024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达到9184亿美元，相当于每天从海外净进口超过25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而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整整49年！
将近半个世纪的贸易逆差是一个结构性的经济现象。它对美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特朗普反复喊着要消灭逆差，有没有可能做到？
一、美国贸易数据
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1.2117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2933亿美元，两项相抵，净逆差9184亿美元。这个数字比2006年的前高点8000亿美元还高出15%，创了历史新纪录。
美国的逆差几乎全部来自商品贸易，在服务贸易上美国其实是全球最大的顺差国。金融服务每年顺差接近2000亿美元，知识产权使用费顺差1440亿美元，商业咨询顺差164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出口的是知识服务，进口的是实物。华尔街的投行靠服务赚了大钱，但美国老百姓用的手机、穿的衣服、开的车，大量依赖海外制造。
逆差的来源也高度集中。2024年对华商品逆差2954亿美元，排第一，欧盟2356亿，第二，墨西哥1718亿，第三，越南1235亿，第四，日本685亿，第五。前五大逆差来源合计占了美国总逆差的七成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正在快速下降。2018年中国占美国总逆差的47.5%，到2024年已经降到24.6%，减少了将近一半。但美国的总逆差不减反增，从2017年的6100亿飙到2024年的9184亿，涨了50%。也就是说，从中国少买的东西，美国转头从越南、墨西哥、印度等国买了回来，总量不但没降，反而更高了。
这就引出一个核心问题，美国的逆差不是某一个贸易伙伴造成的，而是自身经济结构决定的。
二、原因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44个国家在新罕布什尔州达成协议，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从那一刻起，美元成了全球贸易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这个安排给了美国一项超额特权：美国可以用自己印的钞票去全世界买东西。
1950年代的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强国。制造业占GDP的28%，占非农就业的32%，汽车、钢铁、电子产品，美国工厂的产能冠绝全球。那时候美国不仅没有逆差，反而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战后的欧洲和日本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
转折发生在1970年代。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此后美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但因为全球贸易和石油结算已经离不开美元，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非但没有动摇，反而进一步巩固。到今天，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58%是美元，90%的外汇交易涉及美元，亚洲地区74%的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美洲地区这个比例更是高达96%。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内部发生了一场革命。1980年，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节点。此后，金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1965年到1980年，金融利润占美国国内总利润的均值是17%，制造业是49%，到2000年到2015年，这两个数字调了个，金融利润升到28%，制造业降到22%。
而1953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8%，占就业的32%，到2024年，制造业占GDP降到约10%，占就业不到9%。70年时间，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份额缩水了三分之二。
这不是因为美国工厂的效率下降了，恰恰相反，美国制造业的实际产出一直在增长，只是增速慢于金融和科技行业，但是美国经济的重心从造东西转向了设计产品、管理产品、给产品定价。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但芯片架构设计在加州，操作系统在库比蒂诺，利润的大头回到了美国。波音飞机的零部件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但核心技术和品牌价值留在西雅图。美国企业越来越倾向于把制造环节外包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自己只留下研发、设计、品牌和金融这些利润率最高的部分。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加速了这个过程。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大量美国制造业迁往墨西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供应链进一步重组，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01年到2018年间，中美贸易逆差的扩大导致美国流失了约340万个制造业岗位。
所以美国的逆差来自于产业升级的副产品。美国主动选择了放弃中低端制造，占据价值链顶端，代价就是商品贸易上的持续逆差。
三、影响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贸易逆差本身不一定是坏事。1960年，比利时裔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后来被称为特里芬困境：全球贸易需要美元作为流动性，而美元要流出美国只有一条路径，就是美国从海外进口多于出口，也就是保持贸易逆差。换句话说，只要美元还是全球储备货币，美国就必须保持逆差，否则全世界会陷入美元荒。
这个困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已经显现。1959年，流通中的美元就已经超过了美国黄金储备所能支撑的数量。到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时，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官价早已名存实亡。四年后的1975年，1盎司黄金的市场价已经涨到180美元。美元贬值了，但全世界对美元的依赖不减反增，因为没有替代品。
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每年进口超过出口将近1万亿美元，但同时每年也有将近1万亿美元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购买国债、股票、房地产和企业。全球投资者愿意把钱放在美国，因为美国有全球最深、最具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有相对完善的法治和产权保护。
这里有一个很反直觉的现象，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净国际投资头寸约为负18万亿美元，但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却是正的。原因在于美国对外投资主要是股权类资产，比如直接投资和股票收益率高，而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国债类的债务类资产，收益率低。用低息借来的钱去做高收益投资，赚差价，这就是超额特权的核心。
但逆差的负面效应也很真实。制造业空心化导致蓝领工人大量失业，铁锈带州的衰落不是抽象的经济数据，而是具体的工厂关门、社区凋敝、药物滥用。全球化的收益集中在硅谷和华尔街，成本却分摊到了俄亥俄和密歇根。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铁锈带的翻转是关键因素，那些失去制造业工作的选民用选票表达了愤怒。
那么特朗普能消灭逆差吗？ 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结果2018年对华逆差不降反升，达到419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虽然此后对华逆差逐步下降到2024年的2954亿，但美国的总逆差反而从6100亿涨到了9184亿。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David Autor等人2024年1月发表的研究得出结论，关税对受保护行业的美国就业既没有显著也没有重大影响，而外国的报复性关税在农业等领域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就业冲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经济研究院的联合研究指出，特朗普关税导致美国净损失了24.5万个工作岗位。
关税为什么没用？因为逆差的根源不在关税，而在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有一个简单的恒等式是，贸易逆差等于国内投资减去国民储蓄。美国的国民储蓄率长期偏低，只有约17%，而中国高达45%。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相当于政府在替全民花未来的钱。只要储蓄不够、花得太多，逆差就是必然结果，关税只能改变逆差的来源国，改变不了逆差本身。
特朗普真正想要的，与其说是消灭逆差，不如说是用逆差做筹码。加关税的本质是一种谈判工具，迫使贸易伙伴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产业补贴等方面做出让步，同时向国内选民展示强硬姿态。但如果真的把逆差消灭了，就意味着美元不再大规模流出美国，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缩，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反而会动摇。
结论
美国面对着一个终极悖论：想保住美元霸权，就必须接受逆差，想消灭逆差，就得放弃美元霸权。两者不可兼得，这是货币体系的底层逻辑。
当一个国家用自己印的钞票去换全世界的实物商品配资炒股门户网站，然后再用金融市场把这些钞票卖回去赚利差，很难简单地说它是亏了还是赚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贸易顺差也想要，美元霸权也想要，这在今天仍然是全球化分工的时代，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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